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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品村官》前前后后
    《十品村官》前前后后
    作者:陈 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141    更新时间:2012-3-28
           得到《十品村官》入选江苏省2003—2004年度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正式通知的那一刻,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在此之前,我已收到中国剧协的通知,《十品村官》剧本获得2004年第十六届曹禺戏剧奖·剧本奖。虽然有过一阵子兴奋,但很快就平添几许焦虑。一个剧团上上下下忙呼了几年,结果就是你一个人拿了剧本奖,总觉得太亏欠这一帮“弟兄”们了。因为我是《十品村官》的编剧,又是负责艺术管理工作的“当差”的,具有双重身份。大凡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仁,都会识得个中滋味,求一个“忠义双全”。看到全剧组的同仁欢呼雀跃,我悄悄走至门外。外面很冷,没有月光,路灯弥漫出微红的雾霭,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是2004年12月26日的一个深夜。

        我和《十品村官》一起走过了7个年头。如果没有众多领导、专家、老师、朋友对《十品村官》的垂怜和提携,“田来顺”这个苏北乡村的土著,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结局。因为在江苏,在盐城,有着一大批剧作家在拳脚交加的拼打,有一些人且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但未必撞上这般“大运”。

        我是幸运的。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有心插柳

        1997年岁末,我去县政府汇报工作,谈话之余说到淮剧界出了两个梅花奖演员时,时任分管县长的目光中盈动着一种企盼。轻轻叹息一声:王书龙已经四十岁了……不知为什么,我心头一紧——梅花奖演员是严格限制年龄的。想到1995年《鸡毛蒜皮》晋京参加全国戏曲现代戏交流演出时,在文化部组织的座谈会上,专家们好评如潮;胡芝凤激动得眼眶有点湿润,她说:县级剧团来一次北京不容易,这些演员的表演朴实无华,大都市院、团的艺术家们和他们相比,未必赶上他们!她同时惋惜地说:石麟童、朱桂香、梁霄鹏都超过四十五岁了,失去了申报“梅花奖”的资格。后来这个戏得了文华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但,却和梅花奖无缘。对一个搞舞台艺术的人来说,与梅花奖失之交臂,是人生的一种错过感。这种错过感,就是永远的遗憾!石麟童后来患了肺癌,病危时我去看他,他微笑着说,来世再演《鸡毛蒜皮》中的尤三,拿梅花奖……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眼角上有两滴清泪悬浮着。这里面有太多的人生况味了,我只觉得从骨骨节节里生出痛来。再后来,我的师长也是《鸡毛蒜皮》的合作者冯国才先生又去世了。那时伴随着我的是紧迫感和孤独感!我骨子里有着农民式的“固执”,用盐城乡下话来说叫“半趸”,也就是看不开的意思。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非要做成这件事。我想,拼它三、五年,让王书龙去了却石麟童的遗愿!我对王书龙这个演员还是很了解的,他的艺术灵气和文化素养,在淮剧界是不多的。于是,我暗下决心,为王书龙写一个戏!最终,王书龙获得第二十届梅花奖时,正好距《十品村官》首演五个年头,也是“争梅”演员的最后一个年龄段。


    不怕重复


        我是属于那种“老实型”的作者。第一次接触戏剧,还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时还是文学青年,莫名其妙地弄出一篇小说,居然被军区创作组的领导看中了,就抽调到军区文化部改稿。改稿期间,安排我们那些“小麻木虫子”读一些书和观看电影、戏剧。一天,在济南军区的八一礼堂看前卫话剧团的演出,记得叫《风卷残云》,编剧是李心田。当时,我惊讶得叫出声来,李心田!《闪闪的红星》的作者!是小说家呀,怎么会弄戏呢?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突然从笑声里品出了自己的无知……再后来又看了山东话剧团翟剑萍的《沉浮》。我被舞台艺术震憾了,太有魅力了。但同时也明智地告诫自己:这劳什子,不好弄,你不是吃这碗饭的料。但这一经历,为我后来对戏剧文学、舞台艺术的正确理解奠定了基础。如今文学门类中,没有戏剧(戏曲)文学应有的位置,这是一种偏见,说得不客气,是对戏剧文学的无知。回到地方,进了文化馆,写小说就是不务正业了。那时不肯写戏的原因,并不是小瞧它,而是害怕它……。这种文学样式不好驾驭。最终还是被逼上了“戏途”。写小说的那点家底,用到写戏上,显得捉襟见肘寒酸得很。我给自己定位,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要量力而行。能提一百斤,只担八十。这就使自己有足够耐力来侍奉自己的每一个“剧本”了。戏曲这活,有时是要使巧劲的,蛮干往往适得其反。一个基层剧团,就这么几个撑得住的演员,就那么一点经费,既经不住折腾,也输不起的。我写的三部“村官”现代戏,都是六个演员。有人说,这是我的创作风格。其实是被逼出来的!一个编剧,谁不想使自己的本子弄一点出大气磅礴、哲理思辩、终极关怀、人性命运什么的,乃至留传后世?但你干得了这活么?地方戏曲承载得这么多么?基层剧团吃得消么?农民观众喜欢么?我以为,我这样的作者不要去干老舍、曹禺、田汉的活,小剧团不要去抢国家级乃至省市级大院团的饭碗。这是否叫不思进取?现在有句很通用的话叫“科学的发展观”。我们戏曲如何去发展,要有一个科学的发展观。干编剧的,特别是为基层剧团干活的编剧,一定要从基层出发,多为剧团着想,要瞄准自己的观众群。搞传世之作,引导戏剧新潮流乃至走向世界等等,那是别人干的事情。而我,就是侍奉这“一亩三分地”的“贱命”,老老实实地劳作,使它长出粮食来。这一来,心气平静了,反而在劳作之余悟出乐趣来。

        《十品村官》最初叫《来顺组长》。当我把这个剧本的构想和几位朋友商讨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支持的。都说,你是在重复自己。前面已有了《鸡毛蒜皮》、《是是非非》,都是写村民小组长的,再弄出一个“来顺组长”来,能超越么?而且坚持过去喜剧风格,坚持只写六个人物。甚至一个知交说,你写同一个风格、类型相近的戏,是否想要证明自己?能否超越自我?我想,有时重复也是力量!我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就是我写第三个村民小组长的本钱。而这三个组长,是新时期三个不同阶段的人物……即最初的农村联产责任制时期,后来的土地承包大包干时期和再后来农民打工潮时期。这里面能多多少少透出些许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的缩影来。于是,我坚定了创作该剧的信心。


    提炼生活


        乡村里的故事从来不愁断档干涸,只要你不离开这片土壤。

        我的生活库里一直是有存货的。一个围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中心,一些出人意料的故事会不断的发生,叫你目不暇接。每次下乡蹲上几天,就会忘记了自己是为了写戏而收集素材的,会被那些故事吸引,时不时激起你兴奋、思考和极大的兴趣。下乡村插队的经历和日后的与之交往,使我对乡村对农民对基层干部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我意识到,这辈子我是无法和他们割断了!乡村的故事虽然多,但不是现成的文学作品。我写了多年的农村戏,感到写出来容易,但写得让农民爱看、知识阶层接受、同行专家认可,就非常之难了。我经常下去的一个小镇,在盐城西部的湖荡地区。那里有一个小村,三十几户人家,家家男人都在江南一带的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一些婆婆妈妈、老弱病残。一个上了年纪的驼背老头,是该村的村民小组长,除了调解一些婆媳不和、张长李短的小纠纷,每天的必修功课就是到了夜晚在村里的小街上来来回回地叫唤:火烛小心哪,打牌不要来钱啊……这个人物总在我脑子里反复浮现。这肯定能写出戏来,但却重叠出《鸡毛蒜皮》中尤三的形象来。后来看见一户人家从山东弄回几条狐狸饲养,再一打听,是人家用此来抵账的。几个妇女伺侯狐狸时那胆怯的样子,非常滑稽。我眼前顿时一亮。于是田来顺讨债引狐的场面油然而生了。一个女人村,有这么一个男人领着一群妇女、侍侯一趟狐狸。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意味的现象,这里面有强烈的喜剧因素。那个留守的驼背组长在我的生活存库里演绎出另一个妇女形象:乡村马列主义老太太——徐干娘。农民增收是改变“三农”问题重要环节之一,但致富的途径是多元的。我想,这个戏应该打在“立足本土致富”这个点上。如何使戏写得好看呢?一是以围绕“养狐致富”这条主线展开情节,二是“养狐致富”加情感纠葛,三是突出情感纠葛,附带“养狐致富”。我感到第一条线最难写,就择取了第二条线。因为乡下人的(个人)情感内容比起城里人更有原始感。这里面涉及到的是乡情、亲情、友情、爱情,会引起农民朋友的兴趣。同样鲜为城里人了解的养狐致富、乡村情感,如果写好了,观众面肯定要宽泛得多。至于说把这几条线都揉在一起写,那可能是长篇小说,而不是现代戏曲了。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编剧技巧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到乡村去。那里的实践会告诉你怎么写符合生活原状,并启发你如何将生活提炼成文学作品,升华到美的境界。


    决不放弃


        好戏是改出来的,而改戏是痛苦的。

        我的每一部戏都经历修改十几稿的艰难历程。《鸡毛蒜皮》改过十稿,而《十品村官》改了十二稿。令我感动的是,领导和专家们那种倾注大量心血的投入,使我不敢有半点放弃之念。记得2002年底“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十品村官》被列为庆“十六大”全国优秀剧目晋京展演。一天深夜,一位省厅领导突然打电话到我家,建议将剧名易为《十品村官》(当时这个戏还叫《来顺组长》)。放下电话后,我感动得彻夜难眠。还有省文化厅艺术处、剧目工作室及艺研所的领导和专家们,都为《十品村官》的修改加工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所以,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底线——决不放弃任何一次提高完善的机会。平时在剧场里,我不是看戏,而是听戏,在观众席里扫描。一旦发现观众走神了,我就细心琢磨,反复修改,直至改出一堂乃至几堂彩。而剧组的演员们,常常是三天两日重新背台词。我从内心里非常感谢剧组的主创人员和艺术家们。对他们的吃苦精神和耐韧奉献,我深怀敬意!

        这里,我不得不提起1999年剧组在省人民剧场遭遇的那场大水。

        《十品村官》参加江苏省第三届戏剧节之际,正值汛期。当剧团五十多名演职员工彻夜装好台,已是凌晨六点。暴风雨又把劳累的人们惊醒——舞台前的乐池里一片汪洋,音响设备淹没水中,只露出几根天线,所有的乐器全都漂浮在水面上,大贝司象一叶小船在晃悠……全团人惊呆了!此刻,离下午的演出时间只有7个小时。时任团长的王猛同志,是个体魄魁伟的大汉,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哭出声来。全团上下,泣不成声。我作为领队的分管副局长也慌了手脚。当时的分管县长武进甲和党委书记局长卫雨祥同志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即组织抢险。省厅领导紧急调来省直院团的音响设备和乐器。剧团同志重新装台,对光对景、调试音响、乐队校音……真是惊心动魄的7个小时啊!剧场里,观众席下的积水是排尽了,但乐池里的水却总是排不出。最后,只好用木板搭起“浮桥”,乐队悬在上面伴奏。下午两点,演出按时开始。而此刻,乐池的木板下面还流水淙淙。演出结束后,观众才知道,这场演出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贯以冷静姿态观摩的评委们全体起立,剧场里掌声经久不息。

        现在想来,当时如果放弃了那场演出,《十品村官》恐怕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进入省精品工程初选剧目时,《十品村官》已经步入第六个年头了。令人惊讶的是,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的《鸡毛蒜皮》就是历经六个春秋,最终获得文华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对一个县级剧团来说,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了。再看全省十台初选剧目中,有六台是得了文华奖和文华大奖的剧目。《十品村官》能否出线?剧组的同志和我一样,期望值不高。我想,搞戏的同仁对评奖会有各种不同心态,但都希望作品能获奖。如何能使作品再提高一个层次,这实在太难了。这时自然产生患得患失的心态。前面谈过,我是以双重身份在剧组里,承受的压力是别人难以体味的。那一段日子,实在难熬。我是足球迷,在世界上诸多球队中,我最崇拜的是德国队。他们严谨认真的程度在常人眼里可谓愚到家了。在没有任何取胜对手希望的时候,总是一丝不苟,坚持一球一球的踢,而决不放弃。

        决不放弃,就是一种责任意识。于是,我和剧组的同志们重新开始了对《十品村官》新一轮的修改加工。着力于文本上的,是对全剧的人物重新梳理。在不失喜剧风格的前提下,开掘思辩含量;还原剧种的本真,发挥戏曲化的优长。在和汪人元先生的一次交谈中,我得了新的启迪。他原话的大意是,中国戏曲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就是不断修改、完善;《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优秀作品,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努力才得以流传下来的。应该把不断完善剧本作为精品工程的重要手段。当然这种完善加工,和当今那些重新解读乃至颠覆经典的实验是另外一个概念。然而对原创作品的完善更应该回归到剧种的本体上,回归到戏曲的民间性的前提下,作新的观照。

        经过一年的苦苦探求,我们将最初的检验,放到观众中去。这个戏,仅在盐城市区剧场就连续演出近百场。改定稿复排后的首场演出,我们邀请的观众,对这个戏至少看过两场。正由于他们太熟悉了,看到改动之处,都发出由衷的惊叹和掌声。没有观众的认同,就没有精品!这是绝对真理。


    反思收获


        《十品村官》历时7年,投入近80万元。迄今演出726场,收入106万元。先后获得江苏省第三届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第一名、省“五个一工程”奖、省优秀现代戏500场奖,江苏省2003—2004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主演王书龙获第20届梅花奖。剧本获得2004年第十六届曹禺戏剧奖·剧本奖。剧团获得中国戏曲现代戏特别贡献奖,同时被中宣部、文化部联合表彰为服务基层、服务农村先进集体。到目前为止,剧团有编、导、演正高级职称4人,演员、演奏员、舞美副高职称11人,这在一个县级小团中还不多见。在此期间,剧团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近两年更新了近百万元的灯光、音响。这在戏曲不景气、剧团生存艰难的今天,盐城市淮剧团不能不说是一枝独秀。面对硕果累累的收获,我的反思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左顾右盼。

        我们的原创剧目,基本都是自己的主创人员,表现的都是乡土题材,面对的是广大农民,坚持小投入、小制作、小题材的创作原则。近来,剧坛有一场关于重建中国戏剧的大讨论,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不过,重建也好,发展也罢,我以为,戏曲应该把观众放在首位,而观众对你选择又是相当无情的。我这里指的观众是平民群体,而不是贵族群体。如果戏曲失去平民群体,那它只有再回到“宫庭”或走进“别墅”去。戏曲朝这个方向运动,前景如何?不言而喻。一个剧作家,谁都想让自己的作品进入戏剧史、文学史,这是很难的;如果想让自己的作品得以传世则更难。我想,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当代观众,尤其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农民。

        春节又要到了。电视里又开始了今年政府如何组织运作春运高峰的报道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车站广场上黑压压的民工们,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地盼望回家过年的焦急眼神。大量农民进城打工,既让我们看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同时也显露出当前不少农村的穷困和艰难。我长期生活在基层,对农村和农民相当了解,致富无门,仍是众多农民兄弟的心头重患。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我想,这绝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也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所希望看到的。追溯远古,我们的祖先可以说都是农民;如今许多城里人,上一代也都是来自农村;包括我们的作家们,都曾与乡村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千万不要忘记农村,不要忘记农民兄弟!

                                                                            文章来源《剧影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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